1949年12月9日，一架飞机在成都新津机场平稳降落。这架飞机隶属于撤离大陆的国民党政权，是最后一批离去的飞机之一。

即将登机的旅客名单中，赫然出现了“行政院院长”的身影。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刚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

众人携带着各自的全部财物，阎锡山则携带两大箱黄金，一同赴台。

阎锡山身携两大箱金条，始终未曾离身，这些金条日后在台湾的生活中，为他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然而，正是这两大箱金条，险些导致飞机超重至无法起飞，几乎“压沉”了机身。在飞机再次起飞之际，飞行员不得不要求减轻行李重量。于是，同行的陈立夫便找到了阎锡山，迫切要求他必须削减随行人员及行李的数量。

在万般无奈之下，阎锡山毅然决然地采取了“舍卒保车”的策略，令几位侍卫离机，从而确保了黄金的安全。

他深知，只要青山常在，何愁无柴可烧。黄金，那可是他自抵达台湾以来赖以生存的命脉，绝不能有丝毫损失！

在仓皇辞庙的那一日：一架超载的飞机，紧急迫降于成都凤凰山机场。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陈立夫、朱家骅等十四位要员，乘坐一架飞机自成都腾空而起。

飞机抵达四川与湖北的接壤地带，突遇寒流侵袭，机翼上迅速累积了厚实的冰层，导致飞机无法继续前进，最终不得不返航至成都。在飞机下降过程中，驾驶员向机上乘客告知，飞机已失去飞行能力，唯有降落一途。

陈立夫

陈立夫俯瞰下方，只见灯火辉煌，心下以为已抵达汉口。然而，他深知武汉已被共产党所占领，若飞机降落在汉口，非但可能落入敌手，更有可能遭遇不测。数十年来，他与共产党抗争不息，若不幸落入对方手中，恐怕难以幸免于难。此刻，他思虑再三，与其沦为俘虏，不如选择以死明志。

此刻，他仍疑虑重重，认为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策反了飞行员或机组人员，使其意图向共产党投降，因此他选择将飞机驶向了汉口。

心中闪过这一念头，他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型手提箱，从中取出手枪，摆出一副准备扣动扳机的姿态。

同行人员目睹此景，急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腕，急切地询问：“这是何故？”

陈立夫紧握手枪。

此刻，飞行员传来消息，告知飞机因故无法继续前进，现已迫降于成都凤凰山机场。遗憾的是，今日航班无法成行，乘客们需耐心等待至明日方可启程。

得知飞机实际降落在了成都而非汉口，陈立夫方才放下心来，遂将手中的枪支收起。

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空军所装备的涂有独特标识的C-47运输机。

翌日，陈立夫回想起昨日的一幕，内心仍旧萦绕着诸多疑问。为求真相大白，他派人将驾驶员召回，仔细盘问昨晚的飞行细节，以及为何非得返航的缘由。

面对陈立夫的细致追问，飞行员坦率地解释道：“由于飞机超载，且遭遇寒流导致结冰，我们无法提升飞行高度，亦无法继续前行。”

陈立夫追问：“飞机上乘客并不多，怎么会超载呢？”

“原来阎院长携带的物品过多，仅金条就装了数箱。”

“若今日启航再次遭遇昨日类似状况，该如何应对？”

飞行员：“减轻重量。”

陈立夫听闻飞行员所述，即刻寻访阎锡山，力劝其减轻携带的物资负担，尤其是那些贵重金属。他强调，当前正处于特殊时期，人的生命远比金银更珍贵。

在痛苦中做出牺牲：阎锡山为捍卫黄金储备，不惜让随行侍卫弃机离去。

阎锡山闻言，面色不悦，语气坚定地表示：“我之财产，恐难携出山西。目前仅存些许积蓄，而随我而来的家眷、护卫，以及远在台湾的亲族与昔日的部下，未来均需此维生，断不可轻易舍弃。”

阎锡山的态度与行事，令陈立夫深感不悦。他暗自思忖，这位老者对金钱的执着，竟到了如此地步。在这等关键时刻，“党国”的首要之务理应是逃生。飞机上满载着众多“党国”的要员，身为“行政院”院长，您却置众人的安危于不顾，一心只想着财物，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阎锡山

陈立夫直言不讳。

“身为我国政府首脑，您当前面临台湾方面的紧急需求，期待我们的及时抵达。为确保政府公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您需权衡轻重，考虑卸载飞机上一部分物资。若此方案不可行，那么唯有缩减随行人员的规模，二者之间，您需作出抉择。”

陈立夫见对方久久沉默，便耐心地劝慰道：“蒋总裁催促我们尽快动身，不宜再拖延。若不将部分物资卸载，便只能减少随行人员，二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情况紧急，今日务必启程，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

实则，阎锡山早已深思熟虑，鉴于携带的物品多为金银财宝，而随行的众人亦多为亲属与亲信，他实难割舍任何一方。

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后，阎锡山最终决意携带金银财宝以及数位关键亲信同行，而将几位卫士留在了后方。在逃亡的生死攸关之际，阎锡山再次显露出了他对财富的执着与贪婪。

随着侍卫的离机，飞机的重量减轻，飞行状况亦较昨日更为平稳。于是，陈立夫与阎锡山、朱家骅等十四位人士一同抵达了台湾。

亲历者述说：卸下黄金，我得以身临其境地鉴赏敦煌的临摹壁画。

在此次逃离台湾的惊心动魄之旅中，以及与阎锡山发生的激烈冲突，随同陈立夫一同前行的“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1990年四月，杭立武于台北会面，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萍女士与官曼莉女士的专访。

1949年12月9日，我陪同“行政院长”阎锡山，乘坐最后一架航班抵达成都新津机场，机上亦有多位要员同行，包括“政务委员”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以及秘书长贾景德等。

晚年的阎锡山

那日，我匆匆赶至机场，准备登机之际，却瞥见阎锡山正坐在一个箱子之上，身形微颤，眉宇间流露出几许沉思之色。朱先生与陈先生向我坦言：“我们的生死存亡，皆系于他身下那两箱之中。”

原先，那两箱货物内所装载的，竟是无价之宝——黄金，其分量之重，对飞行安全造成了不小的隐患。陈立夫与朱家骅二人因知晓我与阎锡山的交情匪浅，便托我设法劝阻阎锡山，令其不要携带黄金离开。然而，我深知此事断无可能实现。

于是，我向陈、朱二位提出了建议，敦促阎锡山摒弃这些黄金。我承诺，将由我本人与陈立夫、朱家骅三人共同签署担保，待抵达台北后，我将请求蒋“总统”以同等数量的黄金进行补偿。然而，陈、朱两位均认为此事难以实现。

飞机即将升空之际，恰逢著名画家张大千乘坐张群所驾之车匆匆赶至机场，并携带了七十八幅精心临摹的敦煌壁画，意图一同搭乘该航班空运至台湾。然而，当时飞机的载重已经达到极限，驾驶员坚决拒绝再增加重量。

陈立夫与朱家骅对我言道：“守护文物，乃你之责。你不妨劝阎锡山舍弃那些黄金！”面对这样的处境，我当即作出决定，将个人携带的三大件行李保留，转而携带张大千的画作。

我对张大千言道：“在这三件行李之中，蕴藏着我积蓄的二十余两黄金，我为此不惜献上了二十余两黄金。抵达台北之后，你的画作须赠予‘政府’。”张大千即刻表示赞同，并现场挥毫，写下一张名片，以此作为赠予的凭证。

在台北接收这批壁画后的第四天，张大千手持张群的亲笔信函，请求我将这七十余幅画作借予他，以便携带至印度参展。我深知这是张群借画之策，然而转念一想，若能借此机会在异国他乡展示国粹，亦不失为一种宣扬。于是，我应允了张氏的请求，归还了七十八幅画作。

后来方得知，在这七十八幅画作之中，六幅乃张大千私人珍藏的古董，其余七十二幅均为敦煌壁画的临摹之作。数年后，张大千终将这批作品送至台北“故宫”，以供保存与展览。

陈立夫向阎锡山举报。

杭立武的陈述揭示了陈立夫在逃往台湾途中与阎锡山之间确有争执，只不过他的描述相对简略。

历经此次惊心动魄的飞行，陈立夫对阎锡山心生嫌隙，认为阎锡山之流过于热衷于金钱，这样的人实不宜再掌管“政府”的重任。

阎锡山抵达台湾之际，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对阎锡山提出指控，指出阎锡山此行携带的金条竟达数箱之多。因带这些金条使他和朱家骅、邱昌渭、杭立武等要人险些来不成台湾，还使应该来的人也来不了，而且阎锡山携带的金条来路不明。

阎锡山在台湾政权易手之后，陈立夫步入暮年，或许对于那一段往事心生悔意，因此在撰写回忆录时，他刻意装出一副假慈悲的模样，笔锋间流露出这样的字句：原来得知，阎从山西带来的部众众多，皆依赖阎的接济为生，因此金条对于阎而言极为关键。然而，我们却因这金条而险些丧命，岂非冤枉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