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朱枫传》《吴石传》、人民网党史频道、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5年的台北，一场寻找在悄然进行。

台湾文史学者徐宗懋握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站在某疗养院的门口。照片上，一个年轻女子穿着淡蓝色小花旗袍，被五花大绑，神色却异常平静。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6月10日，地点是台北马场町刑场，照片中的女子名叫朱枫，当天下午她在那里就义，年仅45岁。

徐宗懋此行的目的，是要找到朱枫当年在台湾的继女陈莲芳，人们都叫她阿菊。

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在大陆苦苦寻找母亲的遗骸已经整整55年，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阿菊可能知道继母骨灰的下落。

疗养院的走廊很安静，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徐宗懋在一间房门口停下脚步，里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是他要找的陈莲芳，今年85岁。

老人看起来身体还算硬朗，只是眼神有些浑浊。当徐宗懋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提到朱谌之这个名字时，老人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

她的手指紧紧抓住轮椅的扶手，脸上的表情从平静变成了紧张，继而变成一种近乎惊恐的抗拒。

老人用严厉而决绝的语气表示，那个人是共匪，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她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当徐宗懋提到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希望能见她一面时，老人摇头拒绝，说担心会连累自己女儿的前程。

整个交谈持续了不到十分钟，老人始终没有松口。徐宗懋离开疗养院时，心情复杂。他知道，这位85岁的老人从6岁起就由朱枫抚养长大，整整10年的养育之恩，怎么可能说忘就忘。

【一】一个六岁女孩遇到的继母

1905年11月22日，朱枫出生在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大宅，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园内竹篱假山，风景如画。

朱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富户，她的父亲朱云水是清末民初镇海、舟山地区知名的富商，还担任过镇海渔业公会会长。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在家中排行第四，街坊邻居都叫她"四阿姐"。

她从小就不喜欢"桂凤"这个俗气的名字。1921年，16岁的朱枫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老师——书法家沙孟海。

沙孟海看这个女学生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便为她取名"朱谌之"，字"弥明"。"谌"字取相信、诚然之意，"弥明"意为永久光明。朱枫很喜欢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宁波女师读书期间，朱枫的功课样样拔尖，同学陈修良后来回忆说，朱枫"学什么都是第一"，"人缘总是很好"。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20岁的朱枫带头上街游行，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进步活动。

1927年，家里为22岁的朱枫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名叫陈绶卿，也叫陈傅良，是镇海同乡，在沈阳的奉天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职位体面，收入颇丰。

不过有一点比较特殊——陈绶卿比朱枫大17岁，是第二次婚姻，前妻去世三年，留下了四个孩子。

两个儿子被陈绶卿的妹妹带回老家抚养，留在身边的是两个女儿。大女儿陈兰芳，后来改名陈宜，当时10岁。小女儿陈莲芳，小名阿菊，才6岁。

一个22岁的新嫁娘，嫁过去就要照顾两个失去生母的女孩，这份差事可不轻松。更何况，陈绶卿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家，家里的一切都要朱枫来打理。

阿菊后来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继母的情景。那天，父亲带着一个年轻女人回家，说这是她们的新妈妈。

6岁的阿菊躲在姐姐身后，用怯生生的眼神打量着这个陌生女人。她记得生母的模样虽然已经模糊，可心里总觉得，任何人都替代不了妈妈的位置。

朱枫看到两个小姑娘戒备的眼神，并没有急着亲近。她知道，这两个孩子刚刚失去母亲三年，心里的伤口还没愈合，自己不能操之过急。

朱枫开始用最简单的方式接近孩子们——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给两个女孩买新衣服，做她们喜欢吃的菜。

冬天到了，她连夜赶工，给两个孩子织了毛衣和围巾。晚上，她坐在床边，轻声给她们讲故事，讲外面的世界，讲月亮上的嫦娥，讲西湖的传说。

慢慢地，阿菊开始愿意叫她"妈妈"了。姐姐陈宜也放下了戒心，开始和继母说起心里话。

不过，朱枫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两个女孩都不识字，从来没有上过学。

陈绶卿的想法很传统，认为女孩子不用读书，将来嫁人就行了。朱枫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自己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性。

她开始一遍遍地劝说丈夫，女孩子也应该读书，识字明理才能过好日子。陈绶卿起初不以为然，可架不住妻子的反复劝说，终于松了口。

朱枫高兴坏了。她亲自担任两个女孩的老师，从最基础的拼音、笔画开始教起。每天晚饭后，她就在灯下教孩子们读书写字。阿菊记性好，学得很快，没多久就能认识不少字了。

朱枫还教她们算术、常识，讲解做人的道理。经过大半年的辅导，两个从来没进过学堂的孩子，居然顺利通过了小学三年级的插班考试。

那天，朱枫牵着两个女孩的手去学校报名，看着她们穿着新衣服、背着新书包走进教室，眼睛都红了。她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1930年，朱枫生下了自己的女儿，取名陈明珍，这就是后来的朱晓枫。

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朱枫更忙了，可她对两个继女的照顾丝毫没有减少。阿菊记得，继母总是先照顾她们姐妹俩，再去照看自己的亲生女儿。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陈绶卿坚决不愿为日本人做事，举家逃回浙江老家。一家人刚刚安顿下来，1932年，陈绶卿突然患上霍乱，没过几天就病逝了。

朱枫这一年27岁，守了寡。她面对的，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陈绶卿留下的一份家产。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陈家所有人都对朱枫肃然起敬。

朱枫把陈绶卿留下的全部遗产分成四份，每份800大洋，全部分给陈绶卿和前妻生的四个子女。而她自己和陈绶卿的女儿陈明珍，一分钱都没拿。

800大洋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可以买一栋不错的房子。朱枫完全可以为自己和女儿多留一些，可她没有。她说，这是陈家的财产，应该留给陈家的孩子。

阿菊当时16岁，已经懂事了。她看着继母把那一沓沓大洋分给兄弟姐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知道，继母这一辈子，对他们姐弟四个没有半点私心。

拿到800大洋后，朱枫又托自己妹妹的关系，把阿菊送到上海学习无线电技术。那时候，无线电是很时髦的新技术，学会了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阿菊在上海学了两年，技术学得不错，后来靠着这门手艺找到了工作，还认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昌诚。

从6岁到16岁，整整十年。朱枫不仅给了阿菊母爱，还给了她教育和未来。阿菊心里清楚，如果不是继母，她可能一辈子都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更不可能有机会学习无线电技术。

【二】一条走向隐蔽战线的革命路

丈夫去世后，朱枫本可以靠着继承的家产，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她每天在家练字、画兰花，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可是，时局不允许她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消息传到镇海，整个县城都沸腾了。朱枫再也坐不住了，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她在镇海民众教育馆举办义卖展览，把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品全部拿出来卖掉，所得款项全部捐给抗战。她还参与救护遭日军飞机轰炸的伤员，在战火中奔走。

就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名叫朱晓光，也是镇海人，比她小11岁。朱晓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思想进步，很有才华。两个人志同道合，慢慢走到了一起。

1937年底，经朱晓光的哥哥朱曦光介绍，朱晓光、朱枫夫妇带着孩子们从镇海来到武汉，在新知书店工作。婚后，朱枫改名为"朱枫"，这个名字她一直用到牺牲。

新知书店表面上是书店，实际上是党组织领导的进步出版机构，也是地下工作的据点。书店的创办人徐雪寒成为朱枫的直接联系人。

朱枫拿出一大笔钱，说是投资书店，实际上是捐给党的出版事业。徐雪寒后来回忆说，朱枫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无偿捐献"。

1938年秋，武汉沦陷，朱枫撤到湘西。那段逃难的日子特别艰苦，她的儿子朱明就出生在逃难途中。1939年，朱枫又回到浙江，在金华协助组建"台湾义勇队"，还向该队捐资800元。

1939年秋，朱枫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书店是掩护，实际工作是传递情报、筹集资金、联络同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被俘，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接到消息后，朱枫冒着极大的危险，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戒备森严的集中营探望朱晓光。

她每次进去，都要经过层层盘查。她装作是朱晓光的表妹，带着探监用的食物和药品，从敌人眼皮底下通风报信。朱晓光后来回忆说，妻子那时候的沉着冷静，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2年春天的一个雨夜，朱晓光和一个18岁的狱友成功越狱。这是上饶集中营极少数的成功越狱案例，背后有朱枫提供的情报和帮助。

1944年秋，朱枫在上海的"同丰商行"工作。这个商行表面做生意，实际是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10月，商行被日伪当局破坏，朱枫被捕，关进沪西日本宪兵队的监狱。

在监狱里，日本宪兵对她严刑拷打，想要逼她说出组织的秘密。朱枫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说。她的腿被打伤，留下了残疾，走路一直有些跛。

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朱枫出狱了。

可她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养伤，而是冒险爬进已经被封的商行，从气窗钻进去，把存款、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这些东西对组织来说很重要，里面有很多联络信息和经费。

1945年，朱枫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上海以公方代表的身份，在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主管财务，表面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是为组织筹集经费、传递情报。

这些年，朱枫一直在隐蔽战线上工作，辗转于多个城市。她和丈夫朱晓光聚少离多，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少。

女儿朱晓枫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后来参军成为医务人员。儿子朱明很小就被送到亲戚家寄养。

一家人难得团聚。朱枫在给朱晓光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等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情意……是那样温情的……"

朱晓光回信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他们都在盼着战争结束，盼着一家人能够团聚。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朱枫当时在香港工作，公开身份是香港合众贸易公司的会计。她的儿子朱明也在香港，母子俩住在九龙弥敦道520号附近的一栋五层楼房里。

朱枫在香港拍了一张照片，穿着浅色旗袍，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微笑着看向镜头。她把照片寄给家人,在背后写道："我已深深地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她以为，一家人马上就能团聚了。可是，命运给她安排了另一条路。

【三】一次天衣无缝的台湾任务

1949年5月的某一天，朱枫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

信是阿菊寄来的。信里说，她前年嫁给了王昌诚，现在已经跟着丈夫去了台湾。王昌诚在台湾警务处电讯管理所担任主任，工作稳定，收入不错。

最近，阿菊刚刚生了孩子，希望继母能来台湾帮忙照看小外孙。信中还附上了入台通行证。

朱枫看着信，心情复杂。她当然想去看看多年未见的阿菊，看看刚出生的外孙。

可她当时正准备回上海，和分别多年的丈夫、女儿团聚。她在给朱晓光的信中写道："阿菊夫妇很想我去台湾，入口证也寄来了。我是不可能去的……"

可是，事情起了变化。

当时，党组织急需派人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任务是与潜伏在台湾的人员接头，传递重要军事情报。

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要有合法的入台理由，二是要有可靠的掩护身份，三是要有在台湾的社会关系。

阿菊的这封信，恰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掩护。探望继女和外孙，这个理由合情合理，完全不会引起怀疑。

而且阿菊的丈夫王昌诚在警务部门工作，这层关系反而成了最好的掩护——谁会想到，一个警务官员的岳母，会是地下工作人员呢。

组织上找到朱枫，说明了情况。朱枫沉默了很久。她刚刚给丈夫写信说要回上海团聚，儿子朱明也准备回大陆。可现在，任务需要她去台湾。

朱枫最终接受了任务。她给朱晓光又写了一封信："这个时候，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1949年10月25日，朱枫在香港拍摄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穿着旗袍，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对着镜头露出微笑。

她把照片寄给朱晓光，在背后写下那段话。她没有告诉丈夫自己要去台湾，只是说很快就回来。

1949年11月25日，朱枫在香港码头登上"风信子"号邮轮。临行前，她蹲下身子，抱了抱11岁的儿子朱明，轻声说："告诉爸爸，妈妈用不着太久就回来了。"

朱明看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诀。

11月27日，邮轮抵达台湾基隆港。阿菊和王昌诚早早就在码头等候。

看到继母的身影，阿菊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快步迎上去，脸上满是喜悦。王昌诚客气地接过朱枫的行李，虽然话不多，但看起来也很欢迎岳母到来。

朱枫被接到阿菊位于台北的家中。这是一栋不错的房子，地段好，装修也体面。王昌诚在警务系统工作，收入稳定，一家人生活得还算富足。

表面上，朱枫就是一个普通的长辈，来探望女儿和外孙。

白天，她帮阿菊照看孩子，给婴儿洗澡、换尿布，在厨房里做饭。晚上，她和阿菊坐在一起说家常，讲镇海老家的事，讲这些年的经历。

阿菊很高兴，觉得继母还是以前那个继母，温柔体贴，什么都替她想到了。

有时候，朱枫会突然出门，说是去找老朋友，或者去看看市面上的药材生意。阿菊也没多想，觉得继母一向能干，想做点生意很正常。

可是，朱枫每次出门，其实都是去执行任务。

朱枫到台湾的第二天，就按照预先约定的暗号，在台北某个地点与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

蔡孝乾的代号是"老郑"。朱枫向他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蔡孝乾向她汇报了工作情况，还把一些重要情报交给了她。

他们约定，每周日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接头。为了便于联系，蔡孝乾要了朱枫在阿菊家的电话号码，随手写在了一张刚发行的新台币上。这个细节，后来酿成了大祸。

朱枫的主要任务，是与潜伏在台湾的最高级别情报人员吴石接头。吴石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军衔中将，代号"密使一号"。他掌握着台湾防务的核心机密。

朱枫与吴石约定，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前往吴石家中取情报。吴石会把绝密的军事情报做成微型胶卷，装在火柴盒、点心盒之类的日常物品里，交给朱枫。

朱枫每次去吴石家，都打扮得像个普通的商人。她提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账本和样品，表情自然，举止从容。吴石的夫人王碧奎也配合演戏，和朱枫聊天，讨论药材的价格和质量。

取到情报后，朱枫每周日再把情报转交给蔡孝乾。她们一共进行了7次会面。

朱枫传递出去的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和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及舰只部署情况、空军机场及机群种类和飞机架数等。

这些情报的价值极高。朱枫在基隆码头，把这批情报交给了华东局派来的交通员，成功送回了大陆。

据后来的记载，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看到这些情报后，对朱枫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地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在台北的一个多月里，朱枫过着双面生活。白天，她是一个慈祥的继母，围着围裙在厨房忙碌，抱着外孙在院子里晒太阳。晚上，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心翼翼地藏好取来的情报，在灯下整理着各种信息。

她每天都很紧张，可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破绽。阿菊完全不知道继母在做什么，只觉得继母来了以后，家里更热闹了，自己也轻松了许多。

王昌诚倒是有些职业敏感。他注意到岳母每周都会外出，时间很固定，每次都说是去谈生意。可他从来没见过岳母带回来任何货物或者合同。

不过，王昌诚并没有深想。他觉得岳母是长辈，自己不好过问太多。而且，岳母对阿菊那么好，对他们一家也很照顾，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是，他没有想到，危险正在悄悄逼近。

1950年1月，台湾的冬天格外寒冷。台北城内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街头巷尾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各个路口设置了检查哨，盘查过往行人。

保密局的特务们像疯了一样到处抓人，一辆又一辆囚车驶进监狱。

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了。更糟糕的是，他很快就变节了，供出了大量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数百人在短时间内被捕。

朱枫完成任务后，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坐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飞机降落在舟山，可她没有想到，舟山群岛此时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海上和空中的航线已经全部封锁，根本找不到能够渡海的船只。

她在舟山沈家门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每天天不亮就去码头转悠，可对岸虽然近在咫尺，她就是过不去。

1950年2月18日，台湾保密局的特务在舟山沈家门缪家路15号将朱枫抓获。朱枫被捕的那一刻，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阿菊一家会怎么样。

被押上囚车后，朱枫做出了一个决绝的行动。她趁看守不注意，把衣服上的金锁片和肩衬里的金手镯取下来，用牙齿一点一点地咬碎，混着热水分四次吞下。

黄金进入胃里，割破了胃壁和肠道，朱枫感到剧痛，然后陷入昏迷。她昏迷了整整两天两夜，在生死线上挣扎。特务们不能让她死，医生们全力抢救，终于把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朱枫的自杀失败了，她被押回台北，关进保密局的监狱。

审讯持续了几个月，特务们用尽了各种手段，朱枫始终一个字都不说。她知道，只要自己不开口，吴石就还有机会，阿菊一家也许还能脱身。

与此同时，阿菊家里也出事了。那天深夜，王昌诚被保密局的人带走，作为朱枫的女婿，他被视为"共匪亲属"，必须接受审查。

阿菊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眼睁睁看着丈夫被押上囚车。邻居们听到动静纷纷探出头来观看，第二天整条街都在议论王家窝藏了共匪。

阿菊一个人在家，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单位里的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她，朋友们也不敢再上门。她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被抓，更不知道孩子的未来会怎么样。

王昌诚在监狱里接受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审查，遭受了各种盘问和压力。审查人员查遍了他的通话记录、工作档案、银行账户，最终确认他确实不知情。三个多月后，王昌诚被释放了。

王昌诚回到家时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他在里面受了不少苦。更让他们害怕的是，虽然王昌诚被释放了，可全家人都被列入了"政治审查对象"。

这意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孩子将来上学、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那个时代，沾上"共匪亲属"这个标签，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1950年6月10日下午，朱枫与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枪声响起的瞬间，朱枫高呼革命口号，身中七弹，倒在血泊中。

她的遗体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火化，骨灰被编号为77，存放在火葬管理处，上面的名字被错误地写成了"朱湛文"。遗体无人认领。

三个月后，阿菊写了一封信给台北市军法局，申请认领继母朱谌之的遗物和骨灰。军法局审核后批准了她的申请，并发函通知她前来认领。

可接到通知后，阿菊却迟迟没有去。她手里握着那张通知函，看了一遍又一遍。她想起了继母从她6岁起就开始照顾她的那些日子。

可是现在，王昌诚刚刚因为"共匪岳母"被关了三个多月，全家人都成为"政治审查对象"。

如果去认领朱枫的骨灰，保密局会不会认为他们和朱枫是一伙的，会不会再把王昌诚抓进去，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

然而几天后，阿菊把通知函烧掉了。她和王昌诚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四】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阿菊和王昌诚更改了姓名。阿菊改了名字，王昌诚改名为王朴。他们悄悄搬家，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在新的住处，他们对邻居说自己是从南方逃难过来的，和大陆没有任何亲戚。

他们切断了与朱枫在大陆的家人的所有联系。朱晓枫写信过来，他们不回。

有人托人来打听朱枫的消息，他们装作不知道。在户籍资料中，很难再找到陈莲芳和王昌诚这两个人的踪迹。他们就这样在台湾"消失"了。

这个决定，阿菊做得很艰难。她记得6岁那年，继母第一次牵着她的手送她去上学。

她记得继母给她做的新衣服，讲的睡前故事，还有那个三克拉的钻戒——继母为了支持革命，把外婆留给她的传家宝都当掉了。

她爱这个继母，可她更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王昌诚在监狱里关了三个多月，出来后整个人都变了，晚上常常做噩梦。孩子还小，将来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因为这件事毁了一辈子。

阿菊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这不是背叛，这是为了活下去，为了保护家人。

而在大陆这边，朱晓枫收到了母亲牺牲的消息。1950年7月，经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朱晓枫为了纪念母亲，将自己的原名陈明珍改为朱晓枫。她把烈士证书珍藏起来，可她最想知道的是母亲的遗骸在哪里。

朱晓枫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她写信给台湾当局，求助海外媒体，辗转托人打听阿菊一家的消息。

可是，所有的努力都如同石沉大海。她听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可能是姐姐阿菊，她多次想方设法联系阿菊，可根本找不到人。

那些年，朱晓枫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当医生，工作很忙。可不管多忙，她心里始终牵挂着母亲的遗骸。

每年清明节，她都会遥望南方，向着台湾的方向祭拜母亲。她在心里一遍遍地说，妈妈，等着我，我一定要找到您，接您回家。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1960年代，国内经历了特殊时期，朱枫也受到了诬陷。朱晓枫为此多次写信申诉。她不能让母亲受委屈，不能让母亲的英名被玷污。

1983年4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出具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对朱枫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指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明确"特殊时期，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

看到这份文件，朱晓枫流下了眼泪。母亲的清白得到了证明，母亲的贡献得到了认可。可是，母亲的遗骸在哪里呢。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有关人士对朱枫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其后人表达了慰问。朱晓枫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听着大家讲述母亲的英雄事迹，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可是，关于朱枫遗骸的下落，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五】一张五十年后的照片

2000年，事情出现了转机。

台湾作家、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在《山东画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隐蔽战线的英雄故事。

文章中配发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朱枫临刑前的照片。照片上，朱枫穿着淡蓝色小花旗袍，被五花大绑，可神色依然平静。

朱晓枫看到这张照片时，已经70岁了。这是她在母亲去世50年后，第一次看到母亲当年的样子。她看着照片，泪流满面。

照片上的母亲那么年轻，才45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她穿着那件朱晓枫熟悉的旗袍，神色平静，没有恐惧，没有后悔。

朱晓枫整晚都没有睡着。她看着照片，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抱着她的情景。

那时候母亲在武汉工作，她被送到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母女俩很少见面。每次见面，母亲都会紧紧抱着她，舍不得放手。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那天，母亲送她去解放区，在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她，说"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那一次竟成了永别。

朱晓枫立即联系了徐宗懋，向他讲述了寻找母亲遗骸的经历，并郑重地写下委托书，委托他帮忙寻找母亲的遗骸。

徐宗懋被朱晓枫的孝心感动，答应帮忙。他开始多方打听，拜托朋友查找资料。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这是一段历史的延续，是一个英雄应得的尊重。

2003年，徐宗懋让台湾的电视台拍摄了朱晓枫寻找母亲遗骸的专题片，在台湾播出。他还写了长文章，在《凤凰周刊》等刊物上发表，向社会公众寻求帮助。

电视台播放后，很多观众被朱晓枫的经历感动，纷纷提供线索。可是，这些线索最后都断了。

有人说朱枫的骨灰在某个公墓，可查过去没有。有人说阿菊知道骨灰的下落，可阿菊的住址一直找不到。

2005年，经过多方努力，徐宗懋终于找到了阿菊的下落。通过台湾有关部门的协助，他得知阿菊还在世，住在一家疗养院里。

那天，徐宗懋来到疗养院，见到了85岁的阿菊。老人坐在轮椅上，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可当徐宗懋提到朱谌之这个名字时，老人的反应很强烈。

阿菊用严厉的语气表示，那个人是共匪，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她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她说不知道骨灰在哪里，说当初丈夫王昌诚还因为这件事被关了几个月，后来保密局发现他们跟朱枫无关，就把人放了。

徐宗懋提到朱晓枫想见见她这个姐姐，阿菊委婉拒绝了，说担心会连累女儿的前程。

徐宗懋拿出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朱枫抱着七岁的阿菊，两个人都在笑。阿菊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她的眼睛湿了，泪光闪了一下，可她还是摇头，什么也没说。

徐宗懋离开疗养院后，继续调查。他在台湾有关部门查阅了尘封50多年的档案，终于看到了那封认领申请函。

档案记载，1950年9月，陈莲芳致信军法局，申请认领继母朱谌之的遗物和骨灰，希望将来能将继母的骨灰归葬大陆的家乡。

军法局批准了申请，并发函通知她前来认领。可是，陈莲芳最终没有去认领。

徐宗懋明白了。阿菊并非没有感情，而是不敢认。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认领"共匪"的骨灰，可能会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她选择了不去，选择了隐姓埋名，选择了与过去切断联系。

可她心里始终有继母，那封认领申请函就是证明。

【六】六十年后的归家之路

2010年2月1日，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

那年台北富德公墓举行秋祭，一位姓潘的先生参加祭扫活动时，无意中翻阅了存放在那里的无主骨灰清单。在清单上，他看到了编号77的骨灰罐，上面的名字写着"朱湛文"。

潘先生心里一动。他知道1950年代有一位名叫朱谌之的女性在台湾就义。"湛文"和"谌之"的发音相近，会不会是笔误。他立即拍下照片，通过台湾历史学者徐宗懋传给了大陆的朱晓枫。

朱晓枫当时已经80岁了。她看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浑身发抖。她立即联系有关部门，申请DNA检测和档案核对。

经过反复核查，台湾有关部门调出了当年的档案。档案中明确记载：火葬管理处77号骨灰罐，死者姓名朱谌之（笔误为朱湛文），死亡日期1950年6月10日，死因枪决，母亲为朱谌之本人。

DNA检测结果也出来了：骨灰罐中的遗骸，确认是朱枫本人。

找到了。整整60年，朱枫的骨灰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的工作是办理各种手续。这涉及海峡两岸多个部门的协调，手续非常复杂。

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全程参与了办理过程，他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跑手续，填各种表格，协调各个部门。好在大家都很配合，都想让朱枫烈士早日回家。

在两岸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所有手续终于办妥了。

2010年12月9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朱枫的骨灰罐，从台湾桃园机场乘坐长荣航空BR716航班，飞往北京。

刘添财先生讲了一个小插曲。他说，他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丢失过文件。可是，就在上飞机前一天，办理骨灰运送的证明文件竟然丢了。

大家急得团团转，最后紧急补办，总算赶上了航班。他说，也许是朱枫烈士想多在台湾停留一天，再看看这片她曾经为之奋斗的土地。

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立了灵堂。朱晓枫和家人早早就等在那里。

当看到刘添财先生双手捧着骨灰罐，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时，朱晓枫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泪如雨下。她颤抖着双手接过骨灰罐，轻声说着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眼泪。

这是母女分离60年后的重逢，这是一个英雄终于回到祖国的时刻。

骨灰运抵北京后，暂时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2011年7月12日下午，朱枫烈士的骨灰被护送到浙江宁波市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一路上，护送队伍行驶得很慢，很平稳，生怕有半点颠簸。

7月14日，镇海区举行了"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和"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天空中飘着细雨，仿佛天地也在为英雄的归来而哭泣。

朱枫的骨灰安放在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朱枫烈士，1905-1950。

在外漂泊61年后，朱枫终于回到了家乡，安息在故土。

可是，整个过程中，阿菊没有出现。据了解，阿菊在2010年前后去世，具体时间不详。她到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公开承认过朱枫这个继母，也没有去看过继母的骨灰。

那张老照片还在。照片上，年轻的朱枫抱着七岁的阿菊，两个人笑得那么灿烂。那时候的爱是真的，后来的恐惧，也是真的。

【七】一段让后人深思的历史

2011年7月6日，镇海区将原来的西门公园更名为"枫园"，设立了朱枫的雕像。公园占地6.6万平方米，成为人们缅怀先烈的场所。雕像面朝南方，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2013年10月，北京西山建成了"无名英雄广场"，广场上立有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的雕像。

雕像背面镌刻着主碑铭，全铭文217字，以典雅的文言文写就。每年都有许多人来到这里，向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致敬。

1995年，镇海中学扩建时，将朱家花园并入校园。学校保留了朱枫居住过的憩园一角，重新修缮后命名为"朱枫烈士纪念楼"。

2011年，纪念楼改名为"朱枫故居"，被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楼内收藏着朱枫的照片、书信、遗物，以及各界人士的题词。

如今，每年都有许多人来到这些地方，缅怀朱枫烈士。学生们来这里听英雄的故事，老人们来这里回忆那段历史。人们敬佩她的牺牲，赞叹她的意志，感动于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朱枫的名字和事迹，被记录在历史中，被后人传颂。她为革命事业所做的工作，她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她宁死不屈的意志，都值得所有人尊敬和学习。

而阿菊，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承受了那个时代给她带来的压力。

她从6岁到16岁，受朱枫抚养教育整整10年。这10年的恩情，不可能忘记。1950年9月，她写下认领申请，就是这份感情的证明。

可她最终没有去认领骨灰，选择了更改姓名，选择了隐姓埋名，选择了切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这个选择，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保护家人而做出的。

王昌诚被关押三个月，全家被列为审查对象，孩子的前途受到影响。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去认领"共匪"的骨灰，后果不堪设想。

朱枫的女婿李扬后来说，他理解阿菊当年的选择。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阿菊不是没有感情，而是被恐惧所支配。她写了认领申请又不敢去领，这本身就说明了她内心的挣扎。

2005年，当85岁的阿菊面对徐宗懋时，她说出那句"跟我没关系"，背后藏着的，是55年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恐惧。

即使在几十年后，即使丈夫已经去世，她仍然担心会连累女儿。这份恐惧，深深地刻在她的骨子里，直到生命的最后都没有消散。

那张1950年9月的认领申请函，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它证明了，阿菊心里始终有继母。只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历史已经过去，无法改变。留下的，是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和那些在特殊环境下，人们所做出的各种选择。

这些选择，有的被历史铭记，有的被时间掩埋，可它们都真实地存在过，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牺牲的英雄，也理解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

朱枫为了革命信念，接受了赴台任务，最终献出了生命。她的精神永垂不朽，她的事迹被后人传颂。

阿菊在自己的人生中，背负着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结，走完了一生。

她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留给一个普通女人的无奈。她写下认领申请又不敢去领，这份矛盾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朱枫回家了，安息在故乡的土地上。阿菊也走了，带着她一生的秘密和心结。两个女人，一段养育之恩，一个时代的悲剧，留给后人的，是深深的思考和无尽的唏嘘。

这就是历史，真实而复杂，让人动容，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