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中国，正处于历史巨浪翻涌的转折关头。在此之际，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均亮起了警示信号，然而，他们的视线依旧牢牢锁定在中国这艘巨轮的前进航向。随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在即，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事宜迫在眉睫。在两位伟人的交谈中，邓公的名字被郑重提及。毛主席沉思片刻，随后在纸上缓缓书写下三个字，周总理闻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提笔在旁边添上一字。这简短的四个字，为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自林彪事件爆发，我国高层领导力量遭受重创，国家治理的重担亟待有德有才之人分担。王洪文等一众人物在政治舞台上蠢蠢欲动，然而毛主席目光如炬，对他们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持有保留态度。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休养期间，周总理身患重病，仍不辞劳苦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王洪文亦随同前往，其背后所隐藏的“阴谋集团”意图在会议上扩大势力范围，这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国家未来的领导格局将面临重要抉择。眼前的景象已足以显现，各派势力都在暗中涌动。当周总理在汇报中提及邓公的名字时，毛主席的眼神瞬间明亮。周总理深知，邓公的复出对于稳定局势至关重要。为了邓公的复出，他已默默耕耘多年。在邓公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之际，他亲自下令地方给予关照，并细致地安排了邓家的住所和生活。

1972年，他毅然承受压力，向毛主席力荐邓公，赞誉其“政治思想坚定，堪当重任”。毛主席虽未明确回应，实则已在暗中筹划。在陈老总的追悼会上，毛主席主动提起：“小平同志在江西，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无疑释放了重新起用的强烈信号。邓公敏锐地察觉到了风向的转变，同年8月，他向中央写信，恳切地表达了自己“希望再为党和人民贡献一份力量”的强烈愿望。

毛主席在阅读完这封信后，亲自撰写了长篇批示，其中特别指出“立场并无问题”，并下令将此信在中央高层进行传阅。当时，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力阻挠，而周总理则抱病坚持工作，表示：“我必须等到小平同志归来后再考虑住院。”到了1973年2月，邓小平同志终于重返北京。随后，周总理特地安排邓小平同志出席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国宴。当邓小平同志出现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前时，全场为之轰动——这位消失多年的政治家，竟然以副总理的身份重新亮相！次日，全球各大报纸纷纷报道邓小平同志复出的事件，这次的政治亮相堪称经典之作。

在长沙的这次会晤中，毛主席身患疾病，半靠在病榻之上，与远道而来的周总理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布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当话题转到邓公身上时，毛主席并未立即发表意见，而是示意助手取来纸笔。他凝思片刻，用虽略显颤抖但依旧有力的笔触，写下了“人才难”三个大字。这三个字蕴含着丰富的深意——既是对邓公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流露出对启用他可能遭遇的阻力的隐忧。毕竟，那时的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邓公复出的道路必然充满挑战。

毛主席轻轻将纸张递向周总理，征求他这位最亲密战友的见解。周总理迅速领会了其中的深意，未有任何言语，只是淡然接过笔，在“人才难”三字之后，慎重地添上了“得”字。四字连贯成一句掷地有声的评语——“人才难得”！这一字的添加，不仅是对邓公价值的最高认可，更是周总理对毛主席坚定支持的鲜明表态。

两位伟人于室内对视，笑声中默契地勾勒出关乎中国命运的宏大共识。毛主席对此显然深表赞同，在随后的交谈中，他特意指向王洪文，言道：“小平的政治造诣远胜于他。”这一对比颇具意味：毛主席以“politics”一词点明邓公卓越的政治智慧，亦流露出对王洪文等新兴权贵能力的不尽信任。

随后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中，关于代表团团长人选的争议愈演愈烈，毛主席力挽狂澜，明确指派邓公率领代表团出席。即便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激烈反对，毛主席仍坚决批示：“此事由我决断，必须照办！”最终，邓公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激昂演说，向全球宣告“三个世界”理论，这标志着他正式回归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这一切的起点，皆源于长沙那场无言的纸笔对话。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任命邓公担任第一副总理一职，这一举措在日后的岁月里，进一步证实了毛主席与周总理在长沙会议中关于“人才难得”的深刻共识。毛主席的深思熟虑与周总理的坚定支持，共同助力邓公实现政治上的重新崛起，为中国摆脱特殊时期、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石；邓公不负众望，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引领中国人民书写了经济飞速发展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