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陶铸，印象不佳。

1930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作为厦门中心市委的秘书长，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居所中，邂逅了一位陌生的青年。他大约二十三四岁，身材并不高挑，却显得十分干练。他的面容略显黝黑，腮边泛着青涩，浓密且略显凌乱的硬发披散在肩头，粗犷的眉毛下，一双眼神锐利有神。他身着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搭配着西裤与皮鞋。在我看来，尽管他并非高大英俊，也谈不上风流倜傥，却自有一股不容忽视的英姿。

罗明为我们彼此做了介绍，我们不禁愣住了，彼此间目光交汇，流露出一丝惊讶。原来，他就是陶铸！

在闽西，我早已听闻了这一名字，那场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事件，其总指挥的身份令人瞩目（更有一位华侨青年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该作品于1950年代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一批同志在劫狱行动中从监狱中脱身，他们后来奔赴了闽西的苏区。通过他们的叙述，我得知陶铸同志是一位既英勇又极具才干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正面形象。

曾志

陶铸未曾料想，传说中的闽西苏区那位泼辣能干的“母夜叉”，竟是一位肌肤白皙、秀发垂肩的年轻女性，其着装素净得体，举止亦颇为端庄，这难怪他会感到如此惊讶。

然而，紧接着，我对陶铸先前的良好印象顿时烟消云散。

罗明与陶铸进行交谈，但陶铸却坐在那里，目光投向窗外，显得不甚在意，仿佛在说“愿听则听，不愿听便算了”。罗明不禁有些恼火，忍不住责问道：“你能不能态度好一点？”陶铸不甘示弱地回应：“难道非得我跪着才能听你说话吗？”这番话让罗明一时语塞，气得久久说不出话。

初次相逢，陶铸并未在我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随着我与他的交往日益加深，对他的认识不断拓展，我不得不对他的看法有了颠覆性的转变。不久之后，我在军委书记王海萍的夫人那里，邂逅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陶铸。

陶铸与王海萍，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1928年，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陶铸辗转至上海，由中央委派至红四军任职。行经厦门之际，军委书记王海萍鉴于他出身黄埔，曾参与南昌和广州起义，深谙军事并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便诚挚地邀请他留下，投身兵运工作与武装斗争的实践。起初，陶铸被派往厦门炮台服役三月，密谋待机发动兵变，夺取武器，随后转而参与劫狱行动。劫狱行动圆满成功，陶铸随即留任省委军委机关，与王海萍夫妇一同居住于机关之中。

曾有一段时间，王海萍受命前往闽西进行巡视与指导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他的妻子不幸患上急性腹膜炎。由于经济拮据，她未能得到充分的治疗便提前出院，家中生活无法自理。王海萍将妻子托付给了陶铸照料，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前往闽西的路途。

陶铸倾注全力履行战友的托付，对王海萍身患重病的妻子给予了细致入微、充满柔情的关怀。他日复一日地奔波于内外，负责烧火烹饪、喂药饮水，即便是处理排泄物、洗涤污秽等琐事，他也始终严谨细致、毫无怨言。直至两个月后，王海萍得以归家。

耳闻目睹，我深感感动。

随后的地下斗争中，我们这对扮演的假夫妻渐渐演变成了真伴侣，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曾志与陶铸

陶铸被捕，涉嫌叛变。

1933年三月，上海中央局发布了一则通知，要求陶铸即刻前往上海，并另行部署其工作职责。与此同时，省委书记一职将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接替。

面对这次调动，陶铸虽感意外，却对背后的真相一无所知。直至一个月后，他在上海被捕并被监禁，方才逐渐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本，派往福州执行巡视任务的中央巡视员朱××，曾就王明的问题征询陶铸的意见。性格坦率的陶铸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只是个吃洋面包的人，在我看来，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不甚了解！”巡视员返回上海后，将陶铸的这番话如实转告给了时任中央领导职务的王明。此举却激怒了这位总书记，此次调动实质上是被王明以不正当理由剥夺了职务。

陶铸当时固然无法洞察王明的真实意图，但他已敏锐地察觉到，我们即将结束这段关系。在此之前，作为假扮的夫妻，我们未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相守。

在陶铸即将启程之际，他在一家旅馆预订了一间客房。在那里，我们如同真正的伴侣，恩爱相守，共度了十天的甜蜜“蜜月”。转眼到了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的大门前依依不舍地告别，彼此道出珍重，心中充满了不舍。

起初，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虽言辞简短，却洋溢着炽热的情感。然而，在收到四五封信之后，联系突然中断，音讯全无。

二十余日之后，陈之枢莅临互济会机关，专程前来告知我，中央传来了消息，陶铸于上海被捕，并已叛变。

冒险寄钱救陶铸

1934年三月下旬，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监狱的信件，这封信是由福州的何老太太转交给我的。何家一直是与我外界联络的通信点。信中陶铸写道：我已被判处刑罚，刑期之长，想来你也能想象得到，我已无望获释。他恳请我能够好好照顾母亲，并尽我所能去履行孝道。他还提到自己在狱中病情严重，若有所回复，请将信件寄至南京军人监狱，编号为一二七一号。

在陶铸被拘押之际，他透过获释的同难者，悄无声息地传递出一张仅掌心大小的碎纸，其上简短地记载：“病情危重，住院治疗，恐怕难以挽回生命。”

纵然我对陶铸被捕及叛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然而，现实却让我不幸地卷入了其中，这让我时常感到沉重与苦闷。我坚信谣言终究是谣言，渴望能获得关于陶铸的可靠信息。出乎意料的是，一年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亲笔信件。

我将信件递交给叶飞审阅，我们共同认同，鉴于判处无期徒刑，这表明陶铸并未叛变。我向叶飞询问，鉴于陶铸病情严重，是否可以寄送一些款项给他，他对此表示了赞同。于是，我从被没收的财物中取出20元人民币，寄给了陶铸。

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福安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这可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悬赏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就决心去冒这个险！

我随交通员的引领，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县城。据城中的地下党人士透露，我离去不久，县城便骤然实施戒严，城门紧闭。警察与特务在街头巷尾展开严密搜查，声称有一位女共产党员潜入城中。

数年后，陶铸出狱之后向我透露，那些从福安寄出的款项与信件，竟然都如约抵达。那时，他正饱受肺病的折磨，咳血不止，我所寄去的钱款，恰似冬日里的炭火，为他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购置了几瓶鱼肝油，病情得以缓解。此外，他还挑选了一些书籍，将囚室变作了学堂，勤奋地研读了数年，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党中央才将他营救出狱。由此可见，那次的冒险之举，终究是值得的。

▲陶铸、曾志夫妇

陶铸武汉重逢

1937年9月，我抵达武汉之际，早已听闻陶铸同志出狱后，在湖北省委担任要职。甫一抵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我便迫不及待地写下了一张简短便条，告知陶铸同志我的到来，并委托他人将其送达武昌。

约莫八点钟光景，陶铸急匆匆地抵达，气喘吁吁，滔滔不绝，几乎不容我插言半句：“今晨收到你的来信，惊喜不已，迫切地想要立刻渡江而来。无奈下午有会议在身，我确实是坐立难安，直至六点钟才赶到码头。偏偏又逢大风，轮渡迟迟不开，我焦虑万分。所幸轮渡最终冒险启航，真是谢天谢地，差点未能及时赶到！”他话音突止，眼中流露出柔情，语调亦似降了八度：“我腹中空空，咱们找个餐馆用餐如何？”

我面带微笑，静静地聆听他的诉说，内心既甜蜜又苦涩，情绪纷繁复杂。他消瘦得令人心疼，四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的面色苍白，脸颊深陷，愈发显得眉宇间凝重，眼神深邃。一件对襟盘扣的夹袄，套在他那瘦削的骨架上，显得摇曳不定。这样的他，哪里像一个28岁的青年，40岁或许更贴切。然而，当他开口说话，当我注视他的眼神，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个热情洋溢、思维敏捷、如火一般热烈的陶铸。

“你疯了吗？”他听闻后，脸上泛起笑意：“真是你吗？难道是在梦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宛如孩童般纯真。他继续说：“我出狱的那天就给你写了信，是通过你母亲转交的。等了二十多天都没收到回音，心急如焚。没想到，你竟然就在我身边，这简直太像梦境了。”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他哈哈大笑：“那天我们正开会，突然收到你的消息，我立刻心神不宁。钱瑛大姐还开玩笑说，曾志来了，把陶铸高兴得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于一家简朴的小饭馆中，我们边品尝佳肴，边低声倾诉着各自别后的遭遇与经历。他向我透露，他目前担任着中共湖北省工委（即省临委及省委的前身）的委员一职，负责宣传、青年运动与文化事务。他正积极组织群众，筹备一场保卫大武汉的游行，同时也在推动献金运动，联络各界上层人士，忙碌得不可开交。我则向他说明，我不过是路过武汉，不久后便将随“交通”前往延安。他语气坚定地劝我：“你不必离去，留下来吧！”我内心矛盾重重，从情感上讲，我确实愿意留下，我们毕竟已有四年半未曾相见。然而，延安，那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这又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于是，我含糊其辞地回应：“是上海党组织推荐我前往延安的。”他诚挚地对我说：“还是留下吧，我可以向郭述申同志（省工委书记）提一提这事儿！”

陶铸与曽志

我们谈及深夜时分，陶铸言道：“此刻无法渡江，不如就暂留此地安顿一晚。”翌日清晨，他又返往武昌。

第三日的黎明破晓之际，我刚刚洗漱完毕，郭述申便悄然来访。经过组织的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我留驻武汉，省工委亦已为我规划好了未来的道路，任命我为省妇委的书记一职。

陶铸、李克农“三岔口”

我和陶铸在汉口租赁了一处位于楼上的住处，然而我们的厨房位于楼下，是与邻舍共享的设施。

夜深人静，已至凌晨两点，陶铸却迟迟未归。约莫半小时后，楼下的门铃响起，我急忙下楼应门。陶铸未言一声，满脸怒气地径直上楼。我正要上前询问，却惊见他额头鼓起一个如核桃般大小的肿块。“难道是遭遇了特务的袭击？”我紧张地询问。他冷哼一声，怒气冲冲地回应：“我与长江局的李克农发生了争执！”

我猛地一惊：这岂不是闹了天大的误会！众所周知，李克农在营救陶铸等同志出狱的过程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陶铸同志出狱后，曾特地前往办事处，意图与李克农同志见面，以表感激之情，却不幸碰巧李克农同志外出，未能如愿相见。自此，两人便始终未能相识。

陶铸这天前往长江局拜访周恩来，他素来性情急躁，因此脚步匆匆，噔噔噔地跑上楼梯。正逢此时，楼梯口突然冒出一位陌生人，他大声喝问：“何人？站住！”陶铸见对方态度凶狠，心中不悦，便回以讥讽：“你这人官僚作风，瞎嚷嚷什么！”话音未落，那人已挥拳朝陶铸打来。陶铸虽未料及，却也顺势还以一记巴掌，将对方的眼镜击落，摔得粉碎。于是，两人便在楼梯上扭打起来，随后又一路打到楼下的客厅，仍旧不肯罢休。

周恩来闻声迅速走出，声音严厉地喝问：“你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人气愤地回答：“有人硬是要上楼去！”周恩来定睛一看，认出那人是陶铸，随即又对陶铸说道：“这位是李克农！”两人这才停止了争执。尽管双方停手，却仍不甘心，一人辩称：“他连姓名都不报！”另一人反驳道：“是他先动的手，打伤了人！”

两位意气风发的资深干部，这一幕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场景，在五十五年后，被《陶铸传》的作者幽默地称之为“三岔口”。自此，每当陶铸与李克农重逢，提及此事，他们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在武汉沦陷之际，我们不得不再次别离。陶铸选择了前往鄂中，而我则踏上了鄂西的土地。

1939年12月，我抵达了延安。次年5月，陶铸亦从鄂中辗转至重庆，最终抵达延安。随着抗战的胜利，我和陶铸一同投身东北的战斗。

陶铸、曾志及陶斯亮于1966年3月合影留念（此为全家最后一次的合照）。

在“文革”动荡岁月，我家庭不幸遭受了磨难。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不幸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