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卫立煌，自洞察蒋介石真面目以来，自上任之日起直至辽沈战役爆发，他麾下的数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始终坚持按兵不动，对于外围据点的失守，极少派遣援军，而是将主力集中防守关键地带。其主要的军事活动，表面上看似积极备战，实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举措。辽沈战役爆发后，蒋介石指令卫立煌率部出辽西以解锦州之围，然而，卫立煌却以固守沈阳为由，拒不从命。与此同时，他仅向廖耀湘的快速装甲兵团提供了一周所需的燃料和弹药。受此影响，廖耀湘的精锐部队行动迟缓，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该部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因此元气大伤。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

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提及潜伏于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红色特工，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周恩来总理秘密派遣至胡宗南身边担任秘书的熊向晖。他为国家新生的政权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鲜为人知的是，一位红色特工潜伏于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身边长达十年，这位特工同样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赫赫功勋，其事迹亦堪称载入史册的传奇。

他出身于一个世代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一次偶然的际遇，使他得以接近卫立煌，并最终成功将其策反。在刘子久前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所著的《忆少奇同志》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坚定的话语：“少奇同志语气坚决地对那位可能长期留在卫立煌身边工作的同志表示，若能在那里坚守，便是胜利……这位同志不负党的重托，在卫立煌及其部属郭寄峤的麾下辛勤工作直至全国解放，凭借其独特的地位，完成了一些其他同志难以承担的、对党的事业大有裨益的任务。”

他叫赵荣声。

赵荣声

战地记者潜伏执行任务

1915年，赵荣声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一个赫赫有名的“四代翰林”之家。父亲赵纶士是著名的教育家，与陈独秀、马一浮等相交甚笃。良好的家庭教育使赵荣声自幼天资聪颖，20岁时考入民国时期著名学府燕京大学新闻系。才思敏捷的赵荣声社交广泛，常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对时局看法的文章，影响广泛。1936年，21岁的赵荣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出任《燕京大学周刊》总编辑。

1937年春季，赵荣声有幸结识了时任燕京大学文学院教席的著名美国战地记者斯诺。

斯诺

彼时，斯诺方才结束陕北红色摇篮的探访之旅，他饱含深情地向学生们分享了在延安的经历与见闻，这让赵荣声愈发深信，在那片被红星照耀的土地上，蕴藏着中国未来的希望，对延安的向往与渴慕在他心中愈发强烈。于是，他连同十几个同学，假借前往西安旅行的名义，仅凭斯诺所提供的草图，毅然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历经千辛万苦，赵荣声一行辗转抵达红色圣地延安时，接待他们的是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燕大的学生领袖黄华。女作家丁玲听说燕大来了群学生，马上带着纪念品赶来见他们，林伯渠也热情接见了同学们。同学们参观延安后，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统一战线与抗战问题》的报告，对抗战形势有了更清醒认识，使大伙坚定了献身革命的斗志。

1938年，经丁玲与彭雪枫引荐，赵荣声在山西投身八路军，成为一名随军记者。正值农历春节，即1938年1月31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莅临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以新春问候。为此，组织特地派遣赵荣声前往采访。装备虽简陋，但八路军在过去一年中凭借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术，接连挫败了日军的不可战胜神话，赢得了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辉煌胜利，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这些成就让卫立煌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采访完毕，赵荣声于《群众》周刊撰写并发表了题为《西线盛会的纪实》一文。在此之前，赵荣声与安徽同乡卫立煌并无往来。然而，卫立煌阅读了赵荣声的作品，对其文笔之流畅深感触动。恰逢他急需一位秘书，便向部下刘毓珩了解那篇新闻稿的作者。他不禁感叹：“真是奇了，怎么这么多杰出人才都流向了八路军？你帮我设法把他吸引到司令部来，担任我的秘书。”刘毓珩，安徽巢县人，与赵荣声交情深厚，曾是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他当时受中共委派，潜伏于国民党卫立煌部开展统战工作。他遂提笔修书一封，诚挚邀请赵荣声前往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就任新职，然而赵荣声却对刘毓珩的盛情邀请置若罔闻。得知此事的组织领导层，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随即约谈了赵荣声，郑重指出这乃千载难逢的拓展统战工作的宝贵机遇，可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增强对卫立煌的正向影响。赵荣声闻言豁然开朗，欣然接受了这项使命。

1938年的元宵佳节，赵荣声踏至山西霍县，向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就此担任卫立煌少校秘书一职。履职未久，他便与卫立煌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深入交谈。在这场对话中，两人对时局的观点不约而同，相互间仿佛一见如故，遗憾未能早日相逢。此刻，赵荣声察觉到卫立煌与一般国民党人存在着显著差异。然而，这位始终保持警惕的赵荣声并未暴露自己中共党员的真实身份。只坦承自己是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当时这个组织的活动在山西是公开的，并非地下抵抗组织。自此，在战斗的间歇时刻，卫立煌时常与见解独到、思维深刻的赵荣声展开深入的交流，不知不觉中，他逐渐认同并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建立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理念。

面对劲敌，卫立煌对八路军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提振士气、增强战斗力之策甚为好奇，有意在国民党军队中设立相似的机构。赵荣声与刘毓珩受命前往西安，肩负起招募进步青年的重任。他们迅速成立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在战区司令部周边广泛悬挂抗日标语，组织各类演出，以此激发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抗日热情。为了提升工作团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赵荣声暗中在团内设立了秘密中共党支部，并定期前往西安，向位于集贤庄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汇报工作。林伯渠对其指示，务必想方设法促使其所辖卫立煌部队与八路军实现团结合作，避免任何形式的摩擦。短短数月间，卫立煌与赵荣声关系融洽，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卫立煌

当时，适逢韩信岭战役失败，卫立煌打算转移到中条山。赵荣声见机大胆建议：“不如取道陕北，正是一个参观、熟悉延安的好机会。”卫立煌认为可行，并命赵荣声为他拟一个在延安的发言稿。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车队由延水关出发，经延川县直奔延安。延安早早获悉信息，热情迎接卫立煌一行。中午，毛泽东在简朴的窑洞里设盛宴招待卫立煌及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郭寄峤等，国共双方促膝交谈。下午，卫立煌去看望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步出医院，卫立煌对条件极其艰苦的八路军战士们那奋不顾身、浴血抗敌的精神油然而生敬意。敏锐的赵荣声适时建言：“八路军亟需枪弹、医药及被服，若能给予些许军需物资，其效用胜过千言万语。”卫立煌闻言，沉思片刻。在游览延安的抗大及其他军政机构期间，卫立煌目睹了延安全境洋溢着官兵一体、军民情深、充满活力的景象，不禁心生敬佩之情。

短短的延安3天行，让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卫立煌自延安启程，抵达西安后，便立刻前往位于北大街的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官兼前敌总指挥的双重身份，他向第十四兵站少将杲海澜发出一纸手谕：“第二战区所属之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克敌有功，即发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牛肉罐头180箱，立即执行不得有误。”不仅如此，卫立煌还深夜挑灯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还吸收了许多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

敬佩、支持八路军

历经波折，好事终成。彼时，国民党军委会派卢佐常驻西安，负责督办西北数省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杲海澜手握卫立煌的手谕，不敢擅自决断，只得向卢佐请教。赵荣声担心事情生变，急忙赶到十八集团军在西安的办事处，向林伯渠汇报情况，并寻求应对之策。林伯渠严令他务必竭尽全力，确保这批至关重要的军需物资能够及时送达。果不其然，杲海澜与卢佐商议的结果便是，在等待汉口军委会后勤部回复的空档期，能拖则拖。

赵荣声，以其广博的人脉资源，与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处长罗迈伦以及副处长吴德海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卫立煌的外甥）交情熟络，便示意他们依次对杲海澜施加压力：国共携手共同抗击敌寇，乃国家之大计，违背军令、延误战事，定会让卫老总的怒火让你难以承受！在经历了几天的踌躇之后，杲海澜并未收到汉口的回应。与此同时，卫立煌的催促电话更是络绎不绝。眼见形势紧迫，杲海澜再也无法拖延，他深知若因此被冠以破坏抗战的罪名，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紧急通知第十八集团军，派遣人员前来接收。正当这当军需物资即将启运之际，汉口方面却果断复电拒绝发放。然而，事已至此，国民党军内部亦只能相互推诿责任，最终不了了之。

延安之行，令卫立煌对极其艰苦条件下执著抗战的共产党产生由衷的敬佩。有天晚上，卫立煌突然问赵荣声：“我能参加共产党吗？”赵荣声闻此异常震惊不知如何回答，态度坚定的卫立煌示意他去延安问朱德，赵荣声说：“那不如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卫立煌准允。林伯渠一听，摸着胡子也颇感诧异，遂指示：“回去告诉卫立煌，踏踏实实做一个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民族解放的贡献一定会比参加共产党更大。”赵荣声将原话转述给卫立煌，卫立煌于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之中。

身处国民党高级将领圈子内的秘密红色特工赵荣声，其直接上司为林伯渠。鉴于任务之重要，这一特别请求逐级上报至中共高层。赵荣声向卫立煌汇报完毕后，很快便收到了一封以“胡服”署名的急信，信中催促他即刻启程前往河南渑池进行会面。赵荣声深知此信非同小可，于是策马疾驰至渑池八路军兵站，一眼便瞥见一个熟悉的人影。原来，“胡服”正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别称。

刘少奇首先热情地肯定了赵荣声的工作成绩，能把卫立煌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争取过来，是为革命立下了奇功。但刘少奇随即指出赵荣声的工作上不够妥当的地方：在卫立煌司令部内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会让第二战区有人觉得卫立煌和延安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刘少奇严令立即解散赵荣声等人成立的中共党支部。至于卫立煌想加入共产党更是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因为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更是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一旦其加入共产党，蒋介石势必恼羞成怒，损害团结抗战的大局。

刘少奇神情严肃，语气深沉地说道：“荣声啊，你的党员身份必须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他人知晓。在党内，知晓此秘密的领导仅有寥寥数人，更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将是保障你人身安全的关键防线。往后，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要保持低调。我与你之间将保持单线联系，你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主动联系组织，一旦有紧急事务，组织会主动与你取得联系。你务必努力成为卫立煌深信不疑的朋友，并做好长期潜伏在他身边的准备，他对情绪的任何波动你都应铭记在心。”

纵然纸面难以掩盖真相。1938年12月，第二战区工作团的红色属性被国民党特务举报至蒋介石耳中，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卫立煌不得不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战地工作团就地解散。彼时，卫立煌升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赵荣声亦随卫立煌迁至洛阳，并被委以长官部机要室秘书之职。

卫立煌诚恳地对赵荣声说道：“若我持续将你置于身边，恐会给人以亲近共党的嫌疑。现安排你至机要室，正是为了平息某些人的非议。当然，若有事务，你随时可来找我商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西工兵营，赵荣声便在司令部邻近的西工小街租住民房。抵达北方抗日军事重镇洛阳不久，赵荣声便成功联络到了贴廓巷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负责人刘子久。恰巧，刘少奇也寓居于此，这无疑为工作汇报提供了极大便利。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派遣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率领一群干部自延安抵达洛阳，着手筹备设立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然而，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经过中共方面不懈的交涉与努力，程潜最终勉强同意，同意成立一个八路军驻洛阳通讯处。1939年，卫立煌晋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迅速决断，将通讯处升级为办事处。同年，蒋介石下达命令，封闭了除重庆与西安之外的各地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众多办事处与通讯处。然而，洛阳办事处却独树一帜，得以留存，这离不开卫立煌坚决反对多数意见，抵御高层压力的坚定立场。

1939年9月，卫立煌接任河南省主席不久，便面临了一桩棘手的事件。同年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对位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发动了突如其来的袭击，造成了200余名新四军干部战士、伤病员、家属以及当地革命群众的无辜惨遭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被称之为“确山惨案”。最终，卫立煌对制造此惨案的几名主犯进行了严肃的惩处，事件才得以平息。此后，山西地区的国共摩擦愈演愈烈。卫立煌坚持将抗日团结作为首要任务，严格命令自己的军队不得介入任何摩擦。1940年6月，卫立煌与朱德重逢，并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的协议。在此之际，卫立煌还向康克清赠送了一支勃朗宁手枪，作为珍贵礼品。同时，他还慷慨地为朱德身边的警卫连全体官兵准备了崭新的鞋履与衣物。

1940年，一心想“融共、限共”的蒋介石突然下令，让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全部“国民党员化”，即军内干部必须加入国民党。此时已升任国民党上校的赵荣声通过秘密渠道请示，经组织获准，在郭寄峤介绍下成为国民党员。1941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一举攻下中条山。蒋介石勃然大怒，革去卫立煌上将军衔并罢免其河南省主席职务，以此来发泄他对卫立煌消极反共的不满。1942年1月，卫立煌被蒋介石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虚职，蒋鼎文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到任洛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查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形势陡变，时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出卖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万幸的是，机敏的赵荣声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被撤之前就察觉到特务的盯梢，借和妻子回老家安庆太湖县探亲的机会躲过一劫。

卫立煌，远征军时期将领。

1943年春节，风声渐息，赵荣声夫妇抵达成都，拜访了正赋闲在家的寓公卫立煌。久别重逢，两人自然谈笑风生，旧事重提，话语绵长。当年秋季，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官，派遣他远赴缅甸战场。鉴于该部队中多有蒋介石亲信陈诚的部下，为避嫌疑，卫立煌并未携赵荣声一同出征，而是将他安排至燕京大学深造，以期获得更高层次的学术成就。英勇善战的卫立煌不负众望，率领中国远征军英勇拼搏，终将侵占缅甸的日军击溃，成功开辟了中印公路，确保了美国及海外华侨援华物资的顺畅供应。

卫立煌虽以赫赫战功著称，在军中享有“蒋介石嫡系中最擅战之常胜将军”的美誉，实则并非蒋介石的亲信。由此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每当蒋介石在战场上遭遇挫折，卫立煌便立刻被召回，得以重返战场；然而，战事稍显平息，卫立煌便遭遇打压与排挤，要么被迫外出考察，要么被贬职使用。因此，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便以考察欧美为借口，剥夺了卫立煌的兵权，将他置于闲置之地。

将军归来未得见

1946年11月，赵荣声来到重庆，去探望准备出洋考察的卫立煌。一见面，赵荣声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国民党穷兵黩武、腐败堕落、民不聊生，共产党必将在短期内结束内战夺取政权，希望卫公多做对人民有利之事，不要给老蒋当炮灰，何去何从，前途须早作抉择。卫立煌对国民党已深感失望，他对赵荣声的见解深表认同。在告别之际，他特地叮咛赵荣声，请其在上海、南京等地多加搜集资料，深入研究时局。待他完成欧美考察归来，再共同筹划大业。赵荣声于是辗转前往兰州，投靠了卫立煌的旧部、当时担任西北行辕副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郭寄峤。在那里，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了《西北日报》的社长一职。

1947年10月，东北战场战火正炽，国民党军队连遭重创，蒋介石急忙指派当时正在法国的卫立煌返回国内，接替陈诚担任“东北剿总司令”一职，全权负责指挥东北地区所有军队，与解放军展开决战。

卫立煌早已洞察蒋介石的真面目，自上任伊始直至辽沈战役爆发，他统率的数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恪守按兵不动的原则，对外围据点的失陷，鲜少派出兵力支援。他指挥部队集中兵力守卫关键位置，主要军事行动局限于整肃军纪、训练新兵、加固工事。表面上看似积极备战，实则不过是障眼法，用以掩人耳目。

在多次军事会议的发言中，卫立煌反复强调：“共军擅长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我们绝不可轻率行事，唯有坚守沈阳，静待形势的转变。”辽沈战役一经发起，蒋介石便指派卫立煌前往辽西，旨在解锦州之围。然而，卫立煌却以巩固沈阳防御为由，公然违背蒋介石的指令，拒绝执行。与此同时，蒋介石仅向廖耀湘的快速装甲兵团提供了不超过一周所需的燃料与弹药。受此影响，廖耀湘的精锐部队行动受阻，在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使得蒋介石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在辽沈战役的失利之后，卫立煌遭受了撤职并接受调查的严厉惩处，随后他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赫然在列，眼眶湿润的他如释重负长叹一声：“还是共产党高明，我有救了！”他明白这是共产党朋友在暗中帮助他免遭毒手。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宣布退位，卫立煌便趁机离开南京，隐居于香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赵荣声重返北京，分配至全国总工会旗下的《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在此期间，他相继推出了《鞍钢工人的雄姿》、《荆江分洪的壮举》等知名文章，以及一篇题为《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的长篇通讯。尽管重操旧业，然而夜幕低垂、万籁俱寂之际，赵荣声心中不禁涌起愧疚之情。他想到那位原本可堂堂正正站在人民阵营中的一代名将，竟因他而落得“战犯”之名，被迫逃亡香港。这一幕让他深感对卫立煌的愧疚，未能完成党组织赋予他的使命。怀着愧疚与自责，他没有向刘少奇写信寻求帮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亦未企图通过此举谋取高位。

1955年春，卫立煌响应祖国的召唤，自香港返抵北京，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步入暮年的卫立煌，渴望能与昔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同仁们一聚，于是不辞辛劳，委托他人多方寻找，最终找到了赵荣声。赵荣声听闻此事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立刻向报社党委进行了汇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现在从事新闻工作，并无统战任务。”这一回应使得赵荣声未能与卫立煌有缘再见最后一面，成为了他心中的一大遗憾。

1957年7月，鉴于赵荣声“卧底”身份的历史鲜为人知，且缺乏档案材料的佐证，他最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并被下放到山东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组织派人重新复查赵荣声的历史，确定了赵荣声共产党员的身份并肯定其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正式为赵荣声平反，恢复了他的所有名誉。

赵荣声，在退休之前担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副社长一职。退休之后，他笔耕不辍，于1985年创作并出版了《沿着斯诺的足迹》以及《一二·九在未名湖畔》等著作。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撰写的28万字专著《回忆卫立煌先生》。在这部作品中，赵荣声追溯了自己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红色特工，在卫立煌将军身边工作的传奇经历，并对卫立煌的一生给予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此举亦是对卫将军归国后未能与其谋面的遗憾的一种弥补。遗憾的是，1995年，赵荣声因病于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