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京的冬天，寒风像是带着哨声的刀子，刮过光秃秃的树梢，卷起地上的残雪。1965年12月的一个深夜，市公安局保卫处副处长王安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外事部门打来的，语气严肃而简短：一名非洲留学生失踪了。

「失踪？」王安民揉着惺忪的睡眼，脑子却在飞速运转，「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

「人民大学，名叫科菲，加纳人。今天下午就没去上课，宿舍也找不到人，同学老师都问过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王安民的心沉了一下。在那个年代，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新中国正在努力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建立并巩固友谊。 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和非洲同属第三世界，要相互支持。 1960年，中国开始大规模接收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这被视为中非友谊的象征。 这些年轻的非洲面孔，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本身就是一道特殊的政治风景线。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中非友谊」的象征，竟然在北京城里不见了。

「立即上报，」王安民对着话筒果断地说，「同时，我会立刻带人过去，封锁消息，先在校内进行初步排查。」

挂掉电话，王安民迅速穿上挂在床边的深蓝色干部服，外面套上一件厚实的军大衣。妻子被惊醒，担忧地问：「又出什么事了？」

「没事，单位有点急事。」王安民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锐利。他习惯了这种生活，越是紧急的关头，头脑越要保持绝对的冷静。

十五分钟后，一辆伏尔加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出公安局大院，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车里，王安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科菲，加纳人，人民大学……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他脑中组合。他见过这些非洲留D学生，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在普遍身形偏瘦、肤色蜡黄的中国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他们热情、开朗，但也带着一种让王安民和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难以完全理解的……奔放。

他想起之前处理过的一些涉及外国专家的案子，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常常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摩擦。但是失踪，这还是头一遭。是自己走失了？还是……他不敢往下想。

车子抵达人民大学时，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几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曳，洒下昏黄的光晕。外事办的干部和学校的保卫科长早已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王处长，情况就是这样，」保卫科长老李迎上来，搓着手，哈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我们发动了所有能发动的力量，把校园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

王安民点点头，目光扫过面前这栋朴素的留学生宿舍楼。

「带我去他的宿舍看看。」

02

科菲的宿舍在二楼，是一个两人间。与中国学生拥挤的八人间相比，这里的条件堪称优越。 房间里收拾得很整洁，书桌上摆放着几本中文教材和一本翻开的法文字典。床上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像是军人宿舍。

王安民戴上手套，仔细地检查着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动作很慢，很细，像是在用指尖阅读这个房间里残留的信息。

「他的同屋呢？」王安民问。

「同屋叫萨米，坦桑尼亚的，今天下午跟他一起出去的，但是萨米在晚饭前回来了。」老李回答。

「把他叫来。」

很快，一个同样高大健壮的非洲青年被带了进来。他看上去很紧张，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不安。

「萨米同志，不要紧张，」王安民的语气尽量放得缓和，「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今天下午，你和科菲一起去了哪里？」

萨米深吸了一口气，用还不太流利的中文夹杂着法语单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下午的经过。

他们一起去了西单，那是当时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科菲想买一些中国特色的画册寄回家。他们在百货大楼里逛了很久，后来，科菲说想自己一个人去附近的胡同里走走，感受一下真正的老北京。

「他说……他说书本里的中国和现实里的不一样，他想看看那些没有被‘装饰’过的地方。」萨米努力回忆着科菲当时说的话，「我们就约好了，晚饭前在宿舍见。但是我回来了，他……他没有回来。」

「你们分开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情况？有没有人跟踪你们？」王安…民追问。

萨米用力地摇了摇头：「没有，王同志，绝对没有。街上的人是很多，很多人看我们，但是……那种看，是好奇，不是……不是坏的。」

王安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奇的目光，他懂。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看到外国人时最普遍的反应。但有时候，好奇和误解，只有一线之隔。

他让萨米先回去休息，自己则继续在房间里寻找线索。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书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照片上。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上面是一个穿着中国军装的非洲青年，英姿飒爽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笑得十分灿烂。照片上的青年，正是科菲。

王安民拿起照片，端详了许久。照片背后，有一行用中文写的、略显稚嫩的字：「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这句口号，王安民再熟悉不过了。可从一个非洲留学生的笔下写出来，总让他感觉有些异样。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真心向往革命的国际友人，还是一个对中国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年轻人？

「查，」王安民对身边的助手小张说，「查他来中国之后的所有档案，社会关系，信件来往，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他有一种预感，科菲的失踪，绝不像自己走失那么简单。在这张灿烂笑脸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层、更复杂的原因。这起失踪案，考验的不仅仅是市局的办案能力，更考验着他们对这个正在向世界开放，却又充满隔阂与误解的时代的理解。

03

调查连夜展开。

王安民将临时指挥部设在了学校保卫科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市局的几名精干侦查员和学校的保卫干部一起，开始对科菲的背景进行全面梳理。

档案很快被调了过来。科菲·阿杜，二十四岁，加纳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由组织推荐来华学习。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部落的小酋长，但在加纳独立运动中，他选择了追随领袖恩克鲁玛，投身革命。档案里，科菲的政治表现评估非常出色：思想积极，热爱中国，学习刻苦，团结同学。

「看起来是个标准的‘进步青年’。」助手小张一边翻阅着材料，一边说道。

王安民没有说话，他正低头看着几封科菲写给家里的信件的译文。信中，科菲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向家人描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赞美中国的社会制度，赞美中国人民的勤劳朴实，也表达了学成归国后建设自己祖国的雄心壮志。

然而，在最新的一封信里，王安民发现了一丝不一样的色调。

「……这里的冬天很冷，比我想象的要冷得多。有时候，走在街上，我能感觉到人们的目光，那是一种复杂的目光，有好奇，有友好，但也有一些我读不懂的东西。他们似乎把我们看作一个符号，一个来自遥远非洲的、需要帮助的兄弟。他们不了解我们，就像我们之前也不了解他们一样。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同志，是战友，但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彼此的不同……」

这段话让王安民陷入了沉思。他仿佛能感受到科菲在写下这段文字时的孤独与困惑。「读不懂的东西」，那是什么？是潜在的排斥？还是无意识的傲慢？

那个年代，中国的对外宣传，强调的是「亚非拉人民大团结」。 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中非之间只有兄弟般的友谊。但王安民知道，政治口号与现实生活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鸿沟。普通老百姓对于这些“黑皮肤”的朋友，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看待的？

他想起萨米的话，「很多人看我们，是好奇」。这种好奇背后，也夹杂着长久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就像一些内部参考资料里提到的，有些群众私下里会议论这些非洲朋友，说他们身体强壮得像「铁塔」，能吃能喝，甚至有些……野性。这种印象，一半是源于体格上的巨大差异，一半是源于文化上的隔膜与想象。

「处长，我们走访了他班上的同学和老师。」一名侦查员走进来报告，「根据他们反映，科菲最近确实有些……反常。」

「怎么个反常法？」

「他开始对一些事情提出疑问。比如，在政治课上，老师讲到中国的革命经验时，他会提问，这些经验是否完全适用于非洲。他还和一个叫李建国的同学发生过争论。」

「争论什么？」王安民立刻警觉起来。

「李建国，就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他说科菲对我们国家的援助政策有‘糊涂思想’，认为我们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李建国反驳他，说我们的援助是无私的，是为了帮助非洲兄弟获得真正的独立。两个人说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不欢而散。」

王安民的食指在桌面上重重地敲了一下。线索开始出现了。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它背后牵扯到了更复杂的思想碰撞和政治分歧。

一个对革命理想充满向往，却又在现实中感到困惑的非洲青年；一个坚定地维护国家立场的中国学生干部。他们之间的争论，是个人间的意气之争，还是两种不同认知体系的猛烈撞击？

科菲的失踪，会不会与这场争论有关？

「立刻找到这个李建国，我要亲自跟他谈谈。」王安民命令道。

夜色越来越深，指挥部的灯光却亮如白昼。一张围绕着科菲的关系网，正在被慢慢地绘制出来。而在这张网的中心，那个叫李建国的名字，显得异常清晰。

04

李建国被带到王安民面前时，脸上还带着一丝倔强和不服气。他是个典型的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学生装，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眼神明亮而执着。

「你就是李建国同志？」王安民打量着他，语气平静。

「是，我是。」李建国挺直了胸膛。

「听说你和科菲同学发生过争论？」

「是的，」李建国毫不回避，「我认为他的思想出了问题，对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作为团干部，我有责任帮助他，批评他！」

「你们具体争论了什么？」王安民没有评价他的态度，只是继续追问事实。

李建国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他竟然说，我们的宣传和现实不一样！他说，书上说人人平等，为什么他们这些留学生却有特殊的待遇？住得比我们好，吃得也比我们好。他还说，我们中国人看他们，就像在看……看一个奇怪的动物。」

「他真的这么说了？」王安民的目光变得锐利。

「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对我们中非友谊的污蔑！」李建国义愤填膺，「我说，这是国家为了体现对非洲兄弟的尊重和照顾，是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可他就是不理解，还说……还说我们这种‘照顾’，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办公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王安民能想象当时的场景。李建国的每一句话，都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不容置疑的正确性。而科菲的疑问，在这种强大的话语体系面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反动」。

「除了这些，你们还谈了什么？」

「后来我们就谈到了体育锻炼。」李建国似乎想起了什么，「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操场，他轻轻松松就举起了一个很重的杠铃。我就开玩笑说，你们非洲人天生身体就好，力气大。结果他听了，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不只有身体。」李建国模仿着科菲当时严肃的表情，「他说，‘李，你们总觉得我们只有强壮的身体，就像西方人觉得你们只会打算盘一样。这是一种偏见。’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太敏感了，思想太复杂了。」

王安民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突然明白了科菲信里写的「读不懂的东西」是什么了。

那是一种被「神话」和「标签化」的感觉。无论是被当作需要无微不至照顾的「兄弟」，还是被看作身体素质超乎常人的「运动健将」，科菲都没有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个体来对待。他的肤色和身份，像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

这种感觉，对于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希望寻求真正平等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失落和伤害。

「争吵之后呢，你们还联系过吗？」

「没有。我本来还想找他再谈谈，帮助他提高认识。但他这几天一直躲着我。」李建国的语气里，竟然有了一丝委屈。

王安民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些复杂。他知道，李建国没有恶意，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那个时代一个进步青年朴素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但他和他的同学们，却在无意之中，用一种他们自认为最友好的方式，深深地刺伤了他们的非洲「兄弟」。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伤害，是否足以让科菲选择“失踪”？还是说，有其他更直接的原因？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就是失踪那天下午，在西单。」李建国的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你也在西单？你跟踪他？」小张立刻警惕地问。

「我没有跟踪！」李建国激动地站了起来，「那天我们团支部在西单有活动，宣传反帝反修。我远远地看到他和萨米了，后来看到他一个人往小胡同里走。我本来想上去跟他打个招呼，缓和一下关系，可是……」

「可是什么？」王安民紧紧地盯着他。

李建国犹豫了一下，才说：「我看到……有另外两个人，也跟着他进了胡同。那两个人，看着不像我们学校的，也不像普通老百姓。」

「他们长什么样？」王安民的心跳开始加速。

「穿着普通的黑棉袄，但是走路的姿势，还有眼神……」李建国努力回忆着，「很警惕，就像……就像我们保卫科的干事一样。」

王安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事情，正在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05

「立刻对西单附近的所有胡同进行摸排！」王安民的声音在指挥部里响起，斩钉截铁，「特别是那些有外国人出入记录的使馆和机构周边！另外，联系交通部门，查今天下午所有出城车辆的记录。一张渔网已经撒下，现在要做的，就是收网。」

命令被迅速地传达下去。整个北京市的公安系统，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围绕着西单这个中心点高速运转起来。

王安民却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T绕中，他的脸色显得格外凝重。李建国描述的那两个人，让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性——一个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性。

那个年代，北京城里不仅有来自亚非拉的兄弟，同样也潜伏着来自敌对阵营的眼睛。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国际上树敌众多。 策反、绑架外国专家和留学生，以此来制造国际事件，抹黑中国形象，是情报部门预案中反复强调过的一种敌特活动方式。

科菲的特殊身份和他近期的思想波动，会不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他那些对中国现实的困惑和不满，会不会成为了敌人眼中可以利用的弱点？

王安民不敢怠慢。他抓起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直接拨通了上级领导的号码。他需要更高层级的支持和协调，因为这起案件，很可能已经超出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范畴，上升到了一场看不见的国土安全保卫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窗外的天色开始泛起鱼肚白。寒冷的冬日黎明，却丝毫不能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

就在这时，一个负责外围排查的侦查员匆匆跑了进来，神色慌张。

「王处长，有发现了！」

「说！」

「在西单附近的一条死胡同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垃圾桶有被挪动过的痕迹。在垃圾桶底下，我们找到了这个！」

侦查员摊开手心，里面是一枚小小的、不起眼的纽扣。那是一枚做工精致的牛角扣，样式很特别，不是国内常见的那种。

王安民接过纽扣，放在灯下仔细端详。他的心猛地一跳。他记得很清楚，在科菲宿舍的照片上，科菲穿着一件呢子大衣，上面的纽扣，就是这种样式！

「胡同周围的住户问了没有？」

「问了。有一位扫街的大妈反映，昨天傍晚时分，她看到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了胡同。车上下来两个人，架着一个高大的黑人上了车，那个黑人好像……好像是喝醉了，一动不动。」

真相的轮廓，瞬间变得清晰起来。

科菲不是失踪，他是被绑架了！

而且，从作案手法来看，对方行动迅速、计划周密，绝不是一般的犯罪团伙。

王安民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上。愤怒和自责的情绪涌上心头。在他负责的地面上，在北京的心脏地带，竟然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件。

「车牌号呢？看清没有？」

「天太黑了，大妈年纪也大，没看清。只记得是一辆……外国牌子的车。」

王安民立刻站起身，拿起军大衣。

「小张，跟我走！其他人继续排查！」他转身对保卫科长老李说，「老李，你这边，想办法稳住学校里的其他留学生，特别是那几个非洲来的。就说科菲身体不适，去医院了。记住，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绝对不能引起恐慌，更不能引发外交纠纷！」

伏尔加轿车再次发动，刺破黎明的寂静。王安民坐在车里，手里紧紧攥着那枚牛角扣，冰冷的触感仿佛一直凉到了心里。

他知道，一场硬仗，现在才刚刚开始。敌人已经出招，而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那辆消失的黑色轿车，救出科菲。这不仅关系到一个年轻的非洲留学生的生命安危，更关系到新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国家尊严。

06

一场无声的较量在北京城全面展开。

王安民坐镇市局的指挥中心，一道道指令从这里发出，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出城路口都设立了临时检查站，对过往车辆进行严密盘查。市内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所，也接到了协查通报，任务是排查辖区内所有可能藏匿人质的地点，特别是那些平时少有人去的仓库、废弃工厂和外国机构租用的院落。

然而，时间过去了二十四小时，搜查工作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传来任何有价值的消息。那辆神秘的黑色轿车，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指挥中心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王安民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他依然不知疲倦地盯着墙上巨大的北京地图，大脑飞速运转，试图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找出敌人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技术部门那边有进展吗？」他问。

「王处长，我们分析了北京当时拥有的所有外国品牌轿车的资料，符合‘黑色’这个特征的，主要有三种：苏联的‘吉姆’，捷克的‘太脱拉’，还有一种是东德的‘瓦特堡’。但是这些车型，主要都是配给高级干部和外国使馆的，数量不少，一一排查难度很大。」

王安民的目光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最终停留在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那一片区域。他的直觉告诉他，敌人很可能就藏在那里。使馆区是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情况复杂，贸然进行大规模搜查，很容易引起外交争端。

「有没有可能，科菲已经被转移出城了？」小张担忧地问。

王安民摇了摇头：「可能性不大。绑架科菲，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赎金，而是为了制造政治影响。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让这件事‘发酵’。把人藏在北京，尤其是藏在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才是上策。」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外事部门打来的。

「王处长，刚刚收到消息。西方几家主要通讯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布了一条新闻，说一名加纳留学生不堪忍受中国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通过‘特殊渠道’，向西方世界寻求‘政治庇护’。」

王安民的瞳孔猛地一缩。

来了。敌人的第二步棋，终于出手了。他们绑架了科菲，然后伪造他「叛逃」的假象，企图在国际舆论上给中国扣上一顶沉重的帽子。

「新闻里有没有提到科菲现在的下落？」

「没有。只说他目前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无耻！」王安民低声骂了一句。他知道，这篇报道一出来，压力就完全到了他这边。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科菲，让他亲自出来澄清事实，那么无论中方如何解释，都将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审视整个案情。

敌人为什么要选择科菲？因为他有思想波动，他和中国同学有过争论。这些内部情况，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只有一个解释：在人民大学内部，有他们的眼线。或者说，科菲身边，有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朋友」。

王安民立刻抓起另一部电话。

「接人民大学保卫科，我找老李。」

电话接通后，王安民的声音压得极低，但每个字都充满了力量。

「老李，听着。不要声张，立刻对所有能接触到科菲的教职员工，特别是那几个外籍教师，进行一次不动声色的背景排查。重点是，查他们最近有没有和什么可疑人员进行过接触。」

他放下电话，目光再次回到地图上。敌人的牌已经打出来了，这张牌看似凶狠，却也暴露了他们的底牌和最终目的。他们需要科菲这个「人证」，所以，在达到目的之前，科菲暂时是安全的。

而这也给了王安民最后的机会。

他拿起一支红笔，在地图上的使馆区，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缩小范围，」他对所有人说，「重点排查东欧某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和他们下属的商务机构、专家公寓。他们既然想打舆论战，就一定会选择和西方媒体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作为藏身地。另外，通知所有在使馆区附近执勤的便衣，注意观察，任何异常的人员和车辆进出，都不要放过！」

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

07

两天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情报，被送到了王安民的办公桌上。

东交民巷附近一个修车铺的老师傅报告，三天前的深夜，一辆瓦特堡轿车的车主曾找到他，要求紧急更换一块车窗玻璃。据车主说，是不小心撞到了树枝。但老师傅检查后发现，玻璃的裂痕，更像是被某种硬物从内部撞击造成的。

「车主是什么人？」王安民问。

「听口音是东欧人，像是使馆区的。他出手很大方，换完玻璃给的钱比要价还多，还反复叮嘱不要跟别人说起这件事。」

王安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他立刻调来了那家大使馆的车辆档案。档案显示，这辆瓦特堡轿车，正是在案发当晚唯一一辆有出入记录，并且没有报备具体事由的车辆。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大使馆享有外交豁免权，没有确凿的证据，中方无权进入搜查。如果贸然行动，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王安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手里唯一的物证，就是那枚牛角扣，以及一个修车师傅的证词。这些，都不足以构成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

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科菲被当作政治工具，看着国家的声誉受损吗？

王安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将自己代入到敌人的角色中去思考。如果我是他们，成功绑架了科菲，并且制造了舆论，下一步会做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尽快将科菲转移出去。只要科菲出现在西方的某个国家，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那么无论他说的是真是假，中国都将输得一败涂地。

所以，敌人一定会在近期，想办法把科菲偷运出境。而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利用外交包裹或者享有豁免权的外交车辆。

「命令下去，」王安民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的光芒，「从现在开始，对目标大使馆的所有出入车辆和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秘密监控。另外，通知海关和边防，将该国所有享有外交特权的人员和物品，列为最高级别的监控对象。」

这是一步险棋。这种级别的监控，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方察觉，从而引发严重的外交抗议。但王安-民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赌的是，敌人比他更想尽快结束这场游戏。

时间又过去了漫长的一天。监控小组那边，始终没有传来任何消息。目标大使馆风平浪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王安民的压力越来越大。上级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询问案件的进展。他只能用「正在全力侦破」来回答。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深夜，机会终于来了。

监控小组报告，一辆隶属于该大使馆的邮政卡车，在深夜时分，悄悄地驶入了使馆后院。几分钟后，一个被帆布紧紧包裹着的、体积巨大的「邮包」，被几个人合力抬上了车。

邮车很快驶出使馆，朝着机场的方向开去。

「跟上！但是不要惊动他们！」王安民在对讲机里低声命令。

他知道，最后的摊牌，就在今夜。

08

机场的货运区，灯火通明。

那辆邮政卡车径直开到了停机坪上一架准备飞往欧洲的货机旁。按照国际公约，外交邮袋享有豁免权，海关人员无权开箱检查。

眼看着那个巨大的「邮包」就要被装上飞机，一直隐蔽在周围的王安民和他的队员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这时，一辆挂着外事部门牌照的轿车，不紧不慢地开了过来，正好挡在了邮车和飞机舷梯之间。

车门打开，一位身穿中山装、气度不凡的中年干部走了下来。他身后跟着两名工作人员。

「请等一下，」中年干部微笑着对押运邮包的那名外交官说，「我们接到通知，贵国的这批外交邮包中，可能……混入了一件不该有的‘物品’。」

那名外交官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但仍旧强作镇定。

「这位先生，您是什么意思？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外交邮包，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你们无权检查！」

「我们当然知道公约，」中年干部笑容不改，「但我们同样也知道，公约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外交特权，进行人口贩运。我们有理由相信，你们的邮包里，藏着一名失踪的中国公民——科菲·阿杜先生。他在我们国家留学，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有责任保护他的安全。」

王安民在暗处，不由得对这位外事部门的同志生出几分敬佩。他巧妙地将科菲的身份从「外国人」转换成了「在华失踪人员」，从而在法理上占据了主动。

外交官显然没有料到中方会如此直接，一时竟有些语塞。

「我抗议！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是对我们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他色厉内荏地喊道。

中年干部脸上的笑容慢慢敛去，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

「是不是污蔑，很简单。只要打开邮包，让大家看一看，一切就都清楚了。如果里面只是普通的外交信件，我们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向贵国政府正式道歉。但如果……里面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朋友，那么，我想需要解释的，就是阁下了。」

双方陷入了僵持。空气仿佛凝固了。

就在这时，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那个巨大的帆布邮包，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里面传来一阵模糊的、被压抑的咳嗽声。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那个邮包上。

那名外交官的额头上，立刻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打开它。」中年干部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停机坪上，却如同惊雷。

几名中方工作人员立刻上前，不顾对方的阻拦，迅速解开了帆-布包的绳索。

帆布被揭开，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木条箱。透过木条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箱子里蜷缩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他的手脚被捆绑，嘴里塞着布团，脸色因为缺氧而憋得通红。

正是失踪了整整五天的科菲！

现场一片哗然。那名外交官彻底瘫软了下去。

王安民从暗处走了出来。他走到箱子前，亲手砸开了箱锁。当科菲被解救出来，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时，这个年轻力壮的非洲青年，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

他看着王安民，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王安民脱下自己的军大衣，披在了科菲的身上，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事了，」他说，「欢迎回家。」

09

事件的后续处理，迅速而低调。

那两名涉嫌绑架的外交人员，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中国方面向其国家提出了严重抗议。一场可能引爆国际舆论风波的危机，被悄无声息地化解了。

几天后，在医院里养好了身体的科菲，在王安民的办公室里，详细讲述了他被绑架的经过。

那天，他在胡同里闲逛时，被两个人从背后袭击，用浸了乙醚的手帕迷晕。醒来后，他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绑架他的人，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威逼利诱，要求他配合录制一份声明，承认自己是因为无法忍受中国的「种族歧视」而寻求「政治庇护」。

「他们给我看了很多伪造的照片和材料，」科菲的声音里还带着一丝后怕，「说我的很多同学都在监视我，说那个和我争吵的李建国，就是奉命给我‘找麻烦’的。」

科菲一度陷入了动摇和绝望。他想起了在中国感受到的种种文化隔阂与误解，想起了李建国那些在他看来充满偏见的话语。那些模糊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感，在绑架者的刻意引导下，被无限放大，几乎要将他吞噬。

「但是，」科菲抬起头，看着王安民，眼神重新变得清澈而坚定，「最后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想起了更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的老师，为了让我理解一个汉字的意思，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半个小时。我想起了食堂的阿姨，每次都会多给我打一份菜，笑着说‘年轻人，多吃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想起了……我想起了李建国，他虽然和我争吵，但我知道，他并没有恶意。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相信的东西。」

王安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王处长，」科菲诚恳地说，「来中国之前，我认为革命和友谊，是写在书本上的、宏大的口号。来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它是由无数个像这样具体的、微小的善意组成的。它不完美，有误解，有摩擦，但它是真实的。那些绑架我的人，他们不懂这些。」

这次事件之后，科菲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完成他的学业。只是，周围的人都发现，他变了。他变得更加沉稳和主动。他会主动找中国同学交流，不仅交流学习，也交流思想。他甚至和李建国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依然会争论，但争论的不再是谁对谁错，而是如何才能让彼此更好地理解对方。

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王安民收到了科菲寄来的一张贺卡。贺卡上，是一张新的照片。照片里，科菲和李建国并肩站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背后是冰封的湖面和西山的轮廓。两个不同肤色的年轻人，都笑得格外灿烂。

照片背后，科菲用工整的中文写着：

「真正的友谊，不是没有分歧，而是在认识到分歧之后，依然选择拥抱对方。」

王安民看着这张照片，久久没有说话。他将照片小心地放进抽屉里，与那枚牛角扣放在了一起。他知道，这个年轻的非洲留学生，用他独特的经历，给所有人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这堂课，关于偏见与理解，关于隔阂与沟通，关于在宏大的时代叙事之下，那些真实而宝贵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那段历史已经远去，但它留下的回响，却从未消失。

【参考资料来源】

《一个非洲学生在中国》，伊曼纽尔·约翰·海维著，相关书评及研究文章新华网：背景资料：中非友好关系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关于中非关系的历史文件相关学术期刊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非洲留学生在华经历的研究论文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或口述历史资料